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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与古代游仙诗 |
2014-03-31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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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仙诗,即是歌咏仙人漫游之情的诗。其体裁多为五言,句数或十句,或十二句,或十四句,或十六句不等。
游仙诗源于汉代以前的歌赋,早在《楚辞》中就有抒写仙人轻举登霞的篇章。秦始皇好仙,曾使博士作《仙真人诗》,巡游天下时,令乐人歌弦之。此后,汉乐府中亦有反映神仙思想的作品。但是,作为一种成熟的体裁,游仙诗的流行是汉代以后的事。随着道教的创立和发展,以及社会上的广泛流传,魏晋阶段,不仅道教中人创作游仙诗,文人亦相继创作游仙诗,出现了大量的游仙诗作,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,以至梁朝萧统编的我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《文选》列“游仙”为文学体裁之一,在钟嵘的《诗品》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里都论及游仙诗。
游仙诗的繁荣与道教活动的逐步深入密不可分,随着道教的发展和传播,道教的神仙体系、洞天胜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。道教中人基于对长生成仙的追求、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以及修炼体道的感受,创作了大量的游仙诗篇,与此同时,一些文人士大夫由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,亦向往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,也大量地创作游仙诗,借此求精神解脱。
魏晋道教中人首先创作游仙诗的当推葛玄。传说葛玄是在晚年接受太上老君的诏令而“升华”之际,心情非常激动而赋作了三首游仙诗。他在第一首诗中写道:“吾今获轻举,修行立功尔。三界尽稽首,从容紫宫里。停驾虚无中,人生若流水。”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二十三《葛仙公传》中描述了他学道攻成、漫游仙界的景象,感叹人生的短处和仙界的美好。早期上清派道士杨羲、许谧、许翙等人假托众真降授,造作了大批上清经典,其中就有不少游仙诗,后来收录在《真诰》中的就有几十首,如《右英王夫人歌》、《紫微夫人答英歌》、《桐柏山真人歌》等,表达了仙人的逍遥之乐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,文人士大夫创作游仙诗的人很多,如三曹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、竹林七贤(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阮咸、王戎、刘伶)、何劭、张华、郭璞、沈约等人。其中最著名的游仙诗人是西晋末年郭璞,他的游仙诗有“文体相辉,彪炳可玩”之称。在他的游仙诗里,通过对天堂的构想和对神仙境界的追求,表达了其超脱尘世的心态。如他写道:“京华游仙窟,山林隐遁栖。朱门何足荣,未若托蓬莱。临源挹清波,陵冈掇丹夷。灵溪可潜盘,安事登云梯。”他认为荣华富贵并不值得留恋,隐遁求仙才是最快乐的。
隋唐时期道教发展兴盛,尤其是道教上清派发展迅速,影响广大。上清派的著名高道多出身官僚贵族之家,他们学识渊博,有的本人就是文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,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及其密切,如茅山高道司马承祯与陈子昂、卢藏用、宋之问、王适、毕构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维、贺知章等人交友深厚,号称仙宗十友;而道士吴筠“与诗人李白、孔巢父诗篇酬和,逍遥泉石,人多从之。”中国古代杰出的大诗人李白,是位道教的狂热信仰者,他曾受道箓为俗家弟子,与道士的交往亦非常密切。正是由于道教的发展和渗透,唐代社会弥漫着浓厚的神仙气息,在道教界和文学界,诗歌的创作更是充满仙风道味。唐代的游仙诗很多,有道士写作的,亦有文人写作的,如吴筠的文集中就有二十四首之多,其中最有名的当数诗仙李白了。李白的一首著名的游仙诗是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诗中写道:“洞天石扉,訇然中开。青冥浩荡不见底,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霓为衣兮风为马,云之君兮纷纷而下来。虎鼓瑟兮鸾回车,仙之人兮列如麻。”李白的这首诗可明显地看出道教思想的影响。诗中如此众多的神仙形象实际上是他存想的结果,存想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术,上清派尤为擅长。李白与上清派道士司马承祯、吴筠、元丹丘等人交往密切,他可能深受上清派存思法的影响,通常存想到一定深度时,各种幻想的神人、真人的神像便会浮现出来。李白作为杰出的诗人,他吸收了前人的诗歌成就,作为一个道教信仰者,他又从道教中采摭了大量的神话,并从道教的思维模式中获得激情,从而使他的诗歌具有飘逸豪放的艺术风格。
二、道教与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
志怪小说是指对自然界、社会和人类的异闻怪事的记录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随着道教的发展和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,各种专门记载仙人变化飞升等灵异故事的神仙传记创作出来,如《神仙传》、《汉武帝内传》等。神仙传记主要是道教中人所作。受此影响,其它志怪小说亦纷纷问世,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约可分为三类:一为地理博物体,即以地理位置的变更为记述线索的志怪;二为杂史杂传体,即杂采历史故事和传闻而以记传为主要形式的志怪;三为记梦叙幻体,即以梦幻为核心和结构杠杆,叙述感应幻觉故事的志怪。无论哪一种志怪,都和神仙传说、道教活动、道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。
汉代以来,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渐多,其中著名的有张华的《博物志》、托名为东方朔撰的《十洲三岛记》等。张华一生酷爱读书,知识广博,他作的《博物志》以山水为主线,博采众书传闻于其间,其中记载了大量道教方面的内容,如神仙故事、道教仙居、诸方异术等。《十洲三岛记》明显是道教思想的产物,所谓十洲,即祖洲、瀛洲、悬洲、炎洲、长洲、元洲、生洲、凤麟洲、聚虚洲等,书中记载的这十洲地望,重点是仙人仙窟仙药,是秦汉以来三神山传说的衍变,不过随着道教的发展,仙山琼阁、不死神方的内容日益增多,洲岛的数目也增多了。《十洲记》后来收入道藏,成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。此后的《洞真外国放品经》、司马承祯《洞天福地地宫府图》等道教地理仙境志怪都受到《十洲记》的深刻影响。道教中所说的“十洲岛”、“十洲”的名称都出自十洲记,可见志怪小说对道教的影响。
杂史杂传体志怪主要有干宝的《搜神记》、陶潜的《搜神后记》、刘义庆的《幽明录》、刘敬叔的《异苑》等。《搜神记》是魏晋间志怪的主要代表作,干宝本人性好阴阳术数,留意占卜灾异之学,他作《搜神记》是为了“发明神道之不诬”,其中大多数内容反映了民间巫鬼信念和神仙道教方术事。继干宝之后,陶潜所作《搜身后记》也是一部颇具道教色彩的志怪,陶潜家中素有道教传统,其从祖套淡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仰者、隐士。《搜神后记》里记载了不少仙人故事传说,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异境传说。这个传说所反映的社会图式是以老子《道德经》中所描述的“小国寡民“的理想模式为蓝本的,这种模式在后来的道教中又得到了充实和发展。
总之,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,各种神话传说的流传,为志怪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题材,而志怪小说的出现又不断丰富着道教内容,使神仙系统日益庞大,使洞天福地日趋完善。志怪小说的通俗性、可读性又为道教在民间的传布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隋唐以后,志怪小说的地位为传奇小说所取代。
唐代传奇小说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。传奇出于志怪而描述对象有变化,主要记奇闻逸事,不少是作者的有意创作。唐代是道教兴盛时期,道教影响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神仙高道又总与奇闻逸事相关。唐初的《古镜记》写古镜的法力无边,能镇压百邪,而镜子正是道教中的重要法器。《补江总白猿传》中的白猿是灵物,化为人形便是一个美髯丈夫,白衣曳杖来往于山林之间,很有高道隐士的风范。《游仙窟》写人神相爱,完全是从刘晨阮肇入天台的故事衍化而来,是道教文学的传统题材。中唐的《枕中记》写卢生遇道士吕翁,做了黄粱梦后,翻然醒悟而入道。此传奇还被道教全盘接收,改造成为吕洞宾入道的故事。《长恨传》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传说,杨死后化为天仙,字太真,更是道教中“尸解”的具体例证。晚唐的侠士传奇也有很浓的道教色彩,如《红线》中写红线的装束“额书太一神名”,无疑是道教信仰的影响。道教传奇小说,不少成为后代道教戏剧的素材。
三、道教音乐的欣赏
道教音乐的本义
明代周思德在《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》里引用过三洞女冠清虚文逸大师一首赞颂道教音乐的诗歌,诗歌称:
“清磬徐敲绕醮筵,声高余韵入云烟。乍低忽若喷崖浪,才细还如噪露蝉。四座高真齐降格,一坛羽客尚回旋。空歌不是人间调,梵响应从碧落传。”
这首诗歌大概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描写道教音乐最好的诗歌了。诗歌的前四句恰如其分地描写了道教音乐宛转动听的旋律,悠扬清远的余韵。那清脆的磬声伴随着忽高忽低的道士赞咏的音声。高的时候余音飘渺,直上云霄。低的时候如崖下的海浪,沉稳有力。即使是细声诵唱,也是如同早晨的夏蝉,让人清醒。诗歌的后四句是诗歌的主题,说的是随着道士的赞咏之声,“四座高真”会随着坛场道士缓慢的步虚旋绕而降临坛场,这是因为道士诵唱的“空歌不是人间调,梵响应从碧落传”,说明道教的音乐是从天上传下来的。
道教的音乐来自于天上,这是道教自己的解释。明代周思德编定的《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》卷二十四的“明法事赞咏”称,“昔元始天尊于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,受元始度人空洞灵章。自然之音,碧落缠虚,天霞流曼,神风鼓激,万音合响,浮沉清浊,抑扬宛转,错而成歌,其声洞彻,交唱诸天。乃命天老上帝按笔以施。是以无歌不明,无歌不立,五歌不成,无歌不度,无歌不生,是为大梵碧落空歌,即成上清歌咏之曲,六甲灵飞之章,灵宝步虚之篇,玉检龟山之颂。或高圣所述,或上真所裁,或指修真之门,或叙长生之诀,或敷畅灵奥,或宣赞深玄,或秘在上经,或降于前古,流演万年,藏扬玄范。所以,法事之类皆出于《道藏》经科之中。后自政和年间以来,御制之颂,后之学者,要当专心留意,精加纯熟,礼圣朝真,修斋设醮,齐声赞咏,以合玄音。庶得万圣鉴观,千真欢悦,则福有所归矣”。这段文字的意思很清楚,那就是道教科仪的经文和音乐都是来自于天上的神灵。经文是元始天尊受的,音乐是由神灵“天老上帝”编成的。所以,道士在演戏科仪的时候,必须按照神灵编定的科书和音乐演习,不能马虎。道士在演习中必须赞咏歌唱,因为“无歌不明,无歌不立,无歌不成,无歌不度,无歌不生”,这就是说,如果不赞咏歌唱,科仪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,生者不能度,死者不能生。
道教音乐的本意尽管如此,但是,对于道教信众来说,在旁观道士演习科仪,欣赏道教音乐的时候,感受到的只是人间的音乐文化。这个音乐文化史中国的,传统的,古老的,民间的,因而也是熟悉的,亲切的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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