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怪小说是指对自然界、社会和人类的异闻怪事的记录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道教的发展和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，各种专门记载仙人变化飞升等灵异故事的神仙传记创作出来，如《神仙传》、《汉武帝内传》等。
神仙传记主要是道教中人所作，受此影响，其它志怪小说亦纷纷问世，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约可分为三类：
一为地理博物体，即以地理位置的变更为记述线索的志怪；
二为杂史杂传体，即杂采历史故事和传闻而以记传为主要形式的志怪；
三为记梦叙幻体，即以梦幻为核心和结构杠杆，叙述感应幻觉故事的志怪。
无论哪一种志怪，都和神仙传说、道教活动、道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。
汉代以来，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渐多，其中著名的有张华的《博物志》托名为东方朔撰的《十洲三岛记》等。
张华一生酷爱读书，知识广博，他作的《博物志》以山水为主线，博采众书传闻于其间，其中记载了大量道教方面的内容，如神仙故事、道教仙居、诸方异术等。
《十洲三岛记》明显是道教思想的产物，所谓十洲，即祖洲、瀛洲、悬洲、炎洲、长洲、元洲、生洲、凤麟洲、聚虚洲等，书中记载的这十洲地望，重点是仙人、仙窟、仙药，是秦汉以来三神山传说的衍变，不过随着道教的发展，仙山琼阁、不死神方的内容日益增多，洲岛的数目也增多了。
《十洲记》后来收入道藏，成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，此后的《洞真外国放品经》、司马承祯《洞天福地地宫府图》等道教地理仙境志怪都受到《十洲记》的深刻影响。
道教中所说的“十洲岛”、“十洲”的名称都出自十洲记，可见志怪小说对道教的影响。
杂史杂传体志怪主要有干宝的《搜神记》、陶潜的《搜神后记》刘义庆的《幽明录》、刘敬叔的《异苑》等。
《搜神记》是魏晋间志怪的主要代表作，干宝本人好阴阳术数，留意占卜灾异之学，他作《搜神记》是为了“发明神道之不诬”，其中大多数内容反映了民间巫鬼信念和神仙道教方术事。
继干宝之后，陶潜所作《搜神后记》也是一部颇具道教色彩的志怪，陶潜家中素有道教传统，其从祖陶淡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仰者、隐士。
《搜神后记》里记载了不少仙人故事传说，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异境传说，这个传说所反映的社会图式是以老子《道德经》中所描述的“小国寡民”的理想模式为蓝本的，这种模式在后来的道教中又得到了充实和发展。
总之，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，各种神话传说的流传，为志怪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题材，而志怪小说的出现又不断丰富着道教内容，使神仙系统日益庞大，使洞天福地日趋完善。
志怪小说的通俗性、可读性，又为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隋唐以后，志怪小说的地位为传奇小说所取代。
唐代传奇小说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，传奇出于志怪而描述对象有变化，主要记载奇闻逸事，不少是作者的有意创作，唐代是道教兴盛时期，道教影响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神仙高道又总与奇闻异事相关。
唐初的《古镜记》写古镜的法力无边，能镇压百邪，而镜子正是道教中的重要法器，《补江总白猿传》中的白猿是灵物，化为人形便是一个美髯丈夫，白衣曳杖来往于山林之间，很有高道隐士的风范。
《游仙窟》写人神相爱，完全是从刘晨阮肇入天台的故事衍化而来，是道教文学的传统题材。
中唐的《枕中记》写卢生遇道士吕翁，做了黄梁梦后，翻然醒悟而入道。
《长恨传》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传说，杨死后化为天仙，字太真，更是道教中“尸解”的具体例证。
晚唐的侠士传奇也有很浓的道教色彩，如《红线》中写红线的装束“额书太一神名”，无疑是道教信仰的影响，道教传奇小说，不少成为后代道教戏剧的素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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